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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世纪中叶的九博娱乐太平天国运动,不仅造就了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晚清“中兴名臣”，还让几位来自西洋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，戈登便是其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位。

戈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,但其一生跌宕起伏，充满争议，在中国官方史书中，他被定性为帝国主义的刽子手，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屠夫；中学历史课本里，他的结局被寥寥数语带过：“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。”若将时光倒流至晚清，他却是平定“长毛之乱”的大功臣，被授予提督衔，赐穿黄马褂、佩戴孔雀花翎，死后清廷还专门派人吊唁，在英国历史中，戈登则被首相格拉斯通誉为“英雄中的英雄”，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楷模；他去世后，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登门慰问其家人，不同国家、不同时代，对戈登的评价竟是如此爱憎分明、褒贬高度一致，堪称奇观。

本文无意对戈登做简单的盖棺定论,而是试图通过追溯他一生的重要经历，勾勒出一个真实、鲜活的历史人物，至于如何看待他，则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了。

平凡的早年

戈登（Charles George Gordon）生于1833年1月28日，父亲是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中将，戈登幼年就读于陶顿公学，15岁进入皇家军事学校成为士官生，军校中老生常欺侮新生，一次晚餐后，一位高年级士官站在楼梯口挡住新生去路，戈登径直上前，低头猛撞其腹部，对方一路滚下楼梯摔出门外，为此戈登几乎被开除，这种宁折不弯的强梁个性，伴随了他的一生。

1852年戈登军校毕业,进入皇家工兵部队，获少尉军衔，被派往威尔士潘布卢克（Pembroke）修建海港设施，20岁的戈登正处于人生观形成时期，在好友德鲁（Drew）的影响下，他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，如饥似渴地阅读神学著作，在与姐姐的通信中，他表现出强烈的宿命论观点：“上帝掌握世事发展的方向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就好像骑手决定马匹的方向，无论马乐意与否，一个人想要快乐，就得像一匹俯首帖耳的马，对任何事情都做好准备，一切结果都交由上帝安排。”

1854年,戈登自告奋勇加入英国远征军赴克里米亚参战，先参与修筑冬季营地，后到前线测绘俄军战壕，这项工作要求他频繁探身己方战壕瞭望敌阵，许多工兵因此被俄军狙击手射杀，戈登却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，按部就班完成任务，竟毫发无损，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，他被派去勘测土耳其与俄国边界，1859年返回英国。

常胜军

1860年,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，戈登随英军后续部队于当年9月抵达天津，因来得晚，他错过了大沽、张家湾和八里桥等关键战役，只赶上了火烧圆明园，戈登在日记中记述英法联军官兵“洗劫之后纵火，以最野蛮的方式毁坏这些最宝贵的财产……每一个人都发疯一般地抢劫”，战争结束后，戈登随联军驻扎北京一年多，随后移驻上海，此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兵势正盛，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，一个建功立业的机遇出现在30岁的戈登面前。

李秀成后来在狱中写“回忆录”，如此反省江南战事的逆转：“苏、杭之误事，洋兵作怪，领李抚台之银，攻我城池，洋兵见银，打仗亡命。”

1860年3月,李秀成率军从皖南进入浙江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杭州，诱使清军江南大营分兵救援，随即回师天京，大破江南大营，5月，李秀成领兵东征，连克常州、无锡、苏州，兵锋直指上海，当时上海清军守备薄弱，官绅惊恐万状，谋求自救，他们先乞求英法联军“派兵助剿”，但因英法正与清政府交战，遭拒，两江总督何桂清令江宁布政使薛焕和上海道台吴煦筹饷募勇，保卫上海。

吴煦靠捐纳起家,历任嘉定知县、署理松江知府，曾联络英、美、法等国镇压小刀会起义，赢得西方人信任，如今大难临头，他首先想到洋人，遂找到在一艘商船上任大副的美国人华尔（Frederick Townsend Ward），从上海租界酒吧招募数百西洋盲流，组建“洋枪队”。

华尔曾效力法国外籍军团,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，具备一定军事素养，当时各国武器贩子云集上海，华尔慧眼识珠，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洋枪队，如美制夏普后膛步枪、德制德莱塞撞针步枪和美制寇尔特左轮手枪等，1860年8月，洋枪队协同清军首战青浦，西洋盲流一触即溃，太平军乘胜攻克松江，进抵徐家汇，距上海县城仅9公里，此时英法联军为自身利益武装干涉，出动海军陆战队和军舰夹击太平军，迫使其退回松江。

青浦战败后,华尔痛定思痛，遣散西洋盲流，以菲律宾雇佣军为骨干，招募约三千中国人，组成三个团，着西式军服，以西法操练，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结束，英法等国改变“中立”政策，转而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，洋枪队获大批新式榴弹炮和臼炮，战力大增，1862年2月，洋枪队在松江附近两败太平军，被清廷命名为“常胜军”，华尔官封四品，后娶吴煦之女，入中国籍，4月，李鸿章率淮军乘英国商船抵上海，随即被任命为江苏巡抚，此后常胜军与淮军并肩作战，接连攻占南翔、嘉定、青浦、南桥、柘林、奉贤等地，青浦被克后，李秀成领精兵一万自苏州赶来，连续击败常胜军与淮军，收复青浦，却在距上海城外30英里处与淮军、常胜军对峙，未再进逼。

1862年9月,华尔在宁波阵亡，美国人白奇文（Henry Burgevine）继任常胜军统领，白奇文显然并不称职，官兵军纪败坏，李鸿章大感头疼，遂请英军司令斯塔夫利（C. W. D. Staveley）为常胜军任命新统领，斯塔夫利选中刚升少校的戈登，此举有裙带之嫌——斯塔夫利是戈登的嫂兄，且两人曾在克里米亚共事，该任命须经英国政府批准，戈登直到次年3月才走马上任。

戈登上任后,迅速以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常胜军，他治军公正严明，严肃军纪，建立刻板操练制度，严禁士兵掳掠，代以优厚军饷和奖金，戈登虽严厉，却通情达理、以身作则，行军时走在队伍最前，除一支手杖外不携带任何武器，部队常遭伏击，戈登却每次安然无恙，很快被部下敬为神灵。

此时李秀成在苏南分散兵力,固守星罗棋布的据点，消极防御，太平军的要塞堡垒对抗寻常绿营乡勇绰绰有余，在常胜军和淮军新式火炮面前却不堪一击，1863年5月，常胜军进攻太仓，戈登先以榴弹炮持续轰击四小时，彻底摧毁防御工事，再令冲锋，常胜军、淮军与残余太平军激烈肉搏，苦战方克太仓，此役太平军阵亡两千人，为常胜军十倍。

随后攻昆山,戈登与淮军将领程学启考察地形，发现昆山被水道包围，唯一退往苏州之路建在河边，戈登遂率军乘炮艇迂回西南，断敌退路，昆山太平军溃逃，常胜军铁甲炮艇沿河追击，近距离以密集霰弹猛烈轰击，太平军伤亡惨重，苏州守将谭绍光率兵来援，与淮军、常胜军激战，被击退，昆山之役太平军阵亡三千，常胜军亦伤亡五百人。

戈登在1864年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：“我想，如果能活下来，圣诞节前应能回家，我承受的损失惊人，100名军官伤亡48人，3500名士兵伤亡1000人，别嫌我脾气倔，但我真不在乎晋升或荣誉，我知道离开中国时，会和来时一样穷，但我想，通过我的努力，数十万人的生命能得救，就心满意足了。”所谓“挽救生命”，大概指尽早结束战乱，使百姓免于长期流离失所，戈登日后的作为，证明此信并非唱高调。

苏州杀降

李鸿章初见戈登,眼前一亮，心生英雄相惜之情，此前他接触的西方人多是盲流和武器贩子，相比之下戈登堪称鹤立鸡群。（作者按：以下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译自英文史料，原话暂未找到，留待日后弥补。）

李鸿章在日记中描述第一印象：“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，真是天赐，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的西洋人强过百倍，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，令人生厌。”数月后，李鸿章陪同常胜军进行一次军事行动，对戈登更为欣赏：“看这个英国人战斗，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，沉重的心喜获甘露……如果有什么能与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，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。”

随着时间推移,李鸿章对戈登的看法逐渐改变，7月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不管戈登将军心中有多少狂想，他必须管住他那张嘴。”此话事出有因——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掳掠，就必须保证充足军费，李鸿章供应淮军已捉襟见肘，时常拖欠常胜军饷银，大概想迫使其以劫掠自给，但戈登坚持原则，绝不松懈军纪，因欠饷，常胜军数次哗变，均被戈登以铁腕镇压，他向李鸿章索饷未果，火冒三丈，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、截流军费，9月，李鸿章的评价变得客观：“（戈登）有不少缺点，他心高气傲，脾气暴躁，没完没了地要钱……虽然我颇有微辞，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，我依然很欣赏他……他是一个诚实的人，只不过较难相处。”

本来李鸿章与戈登可相安无事直至战争结束,但“苏州杀降”事件令两人关系濒临决裂，1863年10月，常胜军和淮军围攻苏州，常胜军火炮犀利，苏州外围石垒、长城相继被破，太平军守将郜云官等人失去抵抗意志，通过淮军营官郑国魁联系，与程学启、戈登在洋澄湖密会，定下降约，戈登居间做保——双方都认为他最讲信用，11月29日，苏州守军投降，四天后，郜云官等降将被杀，这便是“苏州杀降”事件，始末细节可参见谭伯牛《战天京》一书。

据李鸿章记录,杀降当天上午戈登被调往昆山，并不在场，戈登自己的备忘录记载，他当时仍在苏州，只是被入城淮军以保护安全为由软禁一小时，而降将们就在此间被斩首，戈登得知后，留短信给李鸿章，才乘汽轮回昆山，李鸿章不实之词，或为戈登开脱。

种种迹象表明,杀降早有预谋，戈登显然被利用，洁身自好的戈登怒不可遏，率常胜军返回昆山，拒不参战，据说盛怒之下，他拎着手枪四处寻找李鸿章，要决斗以挽回名誉，李鸿章却以四两拨千斤之法应对：一方面向朝廷表功，戈登赫然位列程学启之后，随即重赏常胜军白银六万两，其中一万两给戈登；另一方面致函上海英、法、美等国使团，解释苏州杀降前因后果，强调纯属中方决定，与戈登无关，不久朝廷封赏下达：戈登被封提督，赐穿黄马褂、佩戴孔雀花翎，清廷还仿西式样制了一枚巨大纯金奖章授予戈登。

戈登抵昆山后,向英国公使提交辞呈，被再三挽留，他拒绝接受李鸿章所赠一万两白银，还打算拒绝朝廷封赏，“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，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”，但在公使规劝下，戈登最终接受清廷嘉奖，回英国后，他将纯金奖章熔掉捐给慈善机构，只保留黄马褂——这件马褂至今仍存于英国戈登纪念馆。

1864年3月,戈登终于摒弃前嫌，面见李鸿章商议战事，两人心照不宣，只字不提“苏州杀降”，此后常胜军又攻陷数座江南城池，5月，常州城破，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，其灭亡指日可待，常胜军在昆山解散，戈登随即返回英国。

戈登与程学启并肩作战时结下莫逆之交,以兄弟相称。“苏州杀降”后，戈登憎恶程背信弃义，曾手捧郜云官首级痛哭，发誓绝交，不久程学启去世，戈登又悲不自胜，将两面“程”字战旗带回英国，留作纪念，临行前，他赠言中国同僚：“中国人民耐劳易使，果能教练，当可转弱为强。”又说：“中国海军利於守，船炮之制，大不如小。”这些预言日后一一应验。

1879年8月,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批准，与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里瓦几亚条约》，消息传来朝野哗然，翰林院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上书朝廷，力主撕毁条约、内惩崇厚、外拒俄夷；左宗棠主张“先折之以议论，委婉而用机；次决之以战阵，坚忍而求胜”，倾向主战；李鸿章则认为“崇厚所定俄约行之却有后患，若不允行后患更亟”，力主以外交斡旋修约，主战派意见一度占上风，中俄战云密布。

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请戈登来华,欲借其声望说服主战大臣，争取和平解决争端，1880年7月，戈登在阔别16年后再次来华，此时他虽已47岁，依然心直口快，与主战派大臣会面时，戈登说了一席话，令译员惊恐不安、拒绝翻译，戈登于是拿出一本字典，翻到某页，将想说的词指给大家看——赫然是“愚蠢”二字，慈禧经庭议采取折中方案：将崇厚治罪，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修约，曾纪泽经艰苦谈判，同俄国签订《中俄改订条约》，终使伊犁等地和平回归中国版图。

初治苏丹

1864年,戈登载誉归来，立刻成为英国炙手可热的人物，英国政府提升其为中校，女王册封他为“名誉勋爵”（Companion of Honour），媒体称其为“中国人戈登”，邀他参加各类集会和座谈，若戈登有心功名利禄，完全可借人望飞黄腾达，但他天性不喜宴会应酬，在时髦女性面前常局促不安，内心深处，他对尘世污染充满恐惧，归国后深居简出、拒绝抛头露面，很快淡出公众视野，1865年10月，赋闲一年的戈登被派往泰晤士河口格雷夫森（Gravesend），主持修建沿河国防工程，一干便是六年。

据戈登备忘录记载,格雷夫森六年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，因工程无关紧要，没有进度压力，他每天工作到下午两点，随后去做社工援助贫困居民，戈登出资创建“格雷夫森乞丐协会”（Gravesend Mendicant Society），专门帮助流落街头儿童，还给无依无靠老人支付养老金，据估计，他将三千英镑年薪的90%用于慈善事业。

戈登许多好友指出,他对权力、财富等世间诱惑无动于衷，生命动力是雄心和抱负，他渴望荣誉和影响力，追求伟大而绚烂、能改变千万人命运的存在方式。

1871年,戈登升为上校，出任“多瑙河委员会”委员，负责解决多瑙河口领土纠纷，1872年，他在君士坦丁堡结识埃及总理努巴尔（Nubar Pasha），令后者印象深刻，次年，戈登接埃及总督赫迪夫（Khedive Ismail）信函，受邀出任苏丹赤道省（Equitoria）总督，获英国政府批准后，戈登于1874年初走马上任。

此时埃及是奥斯曼土耳其附庸国,土耳其苏丹任命亚美尼亚人赫迪夫为埃及总督，1820年，埃及在英国支持下南扩，吞并苏丹北部，此后英国逐步扩大对埃及影响力，到十九世纪中后期，埃及总督基本成为英国傀儡，1869年，赫迪夫任用英国人贝克（Sir Samuel Baker）率军远征苏丹南部，1870年占领尼罗河上游重镇喀土穆，进而吞并全境，埃及占领苏丹直接导致奴隶贸易泛滥：大批奴隶贩子云集苏丹南部，与当地部落首领勾结，将奴隶贩卖至开罗和君士坦丁堡，赫迪夫受英国政府极大压力，急需能人遏制猖獗奴隶贸易，戈登正是最佳人选。

戈登满怀热情踏上苏丹之旅,在备忘录中写道：“中非的荒漠和沼泽将被开发，接受文明的福音；猖獗的奴隶贸易将被扑灭；当地野蛮的居民将习惯自由、公正和繁荣。”抵达后，他发现苏丹政府一贫如洗，主动将年薪从一万英镑降至两千，立刻赢得当地人民景仰，戈登先任赤道省总督，两年后升任整个苏丹总督，六年任内，他骑骆驼行程8500英里，足迹遍及全境，除打击奴隶贸易外，他还改革政府机构、修筑道路桥梁、建立象牙政府专卖以开财源。

戈登的热情很快被现实浇灭,苏丹奴隶贸易已深植社会经济脉络，由埃及、土耳其等地巨大需求驱动，个人努力杯水车薪，六年间，他率几百人四处奔波，围追堵截奴隶贩子，解救数以万计奴隶，却发现被解救者无力谋生，赤贫政府更无力供养，于是很快又出现在奴隶市场，戈登抓获一批奴隶贩子送到开罗，请赫迪夫严办，不料他们立刻获释，还成总督座上宾——这不足为奇，奴隶贩子进贡是埃及政府主要财政收入，赫迪夫怎能不善待财神？

经数年徒劳努力,戈登对苏丹现实有更清楚认识：“当你九游体育平台能把浸透纸里的墨迹弄出来的时候，你才能停止这块土地上的奴隶贸易。”明知不可为仍勉力为之，他在备忘录里写道：“我明白自己力量有限，因而乞求上帝；我将不问成败，一切交由上帝安排。”

戈登在苏丹期间,当地部落首领佐拜尔（Zobeir）靠奴隶贸易聚财，组建数万军队，挑战埃及权威，佐拜尔被诱至开罗软禁，其子苏莱曼（Suleiman）公开起事，围攻埃及军队南部据点，戈登不战而屈人之兵——他只带翻译骑骆驼穿越85英里沙漠，突然出现在苏莱曼面前，戈登的出现导致叛军阵营分裂，一些部落首领当场投诚，他命苏莱曼两天内放下武器、解散部队，苏莱曼竟被凛然正气震慑，一一照办，1878年，戈登前往开罗解决埃及财政危机时，苏莱曼又起兵造反，很快兵败被杀。

1880年,戈登呈上辞呈，怅然离开经营六年的苏丹，继任拉乌夫（Raouf Pasha）治下，奴隶贸易恢复旧规模，改革成果全部废弃，埃及政府为创收变本加厉搜刮苏丹人民，苏丹上下群情激愤，整个国家已成火药桶，尼罗河小岛上静修的苦行僧一直默默关注形势，此刻见时机成熟，率信徒揭竿而起。

临危受命

1880年爆发的苏丹马赫迪运动,与太平天国运动多有相似：领袖马赫迪和洪秀全一样，以宗教改革者身份领导起义，最终建立王权统治。

马赫迪原名阿赫麦德（Mahommed Ahmed），1844年生于苏丹木匠家庭，16岁成为伊斯兰教苦行僧（Dervish），成年后在苏丹各地漫游传教，渐渐获底层贫民拥戴，1881年，阿赫麦德公开自称马赫迪（Mahdi，真主的使者），抨击埃及政府派来的土耳其官员不读古兰经、饮酒、压迫穆斯林等罪行，号召苏丹人发动圣战，驱逐土耳其人，争取民族独立。

马赫迪属瓦哈比教派（Wahhabism），此教派由十八世纪阿拉伯人瓦哈比（Muhammad ibn-Abd-al-Wahab）首创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要分支，主张古兰经为唯一教义来源，摒弃骄傲、嫉妒、忽视日常祈祷等罪过，追求谦逊、温顺、坚忍、节欲、朝圣等美德，需指出，瓦哈比教派是当今沙特阿拉伯国教，也是本·拉登信仰的教义，如今不少学者将本·拉登与马赫迪相提并论，和马赫迪一样，后者理想是伊斯兰教统一世界，公开宣称苏丹解放后，将征服埃及、麦加、耶路撒冷，直至全世界；被征服者要么皈依真主，要么引颈就戮，马赫迪运动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相似，依古兰经制定严刑峻法，如盗窃剁手足，禁止饮酒、鼓掌、恶语、跳舞、淫乱、阅读禁书、穿着鲜艳等。

马赫迪运动吸引大批苏丹贫民和投机分子、奴隶贩子——后者在马赫迪默许下继续贸易，许多部落首领仍持观望态度，期待英国行动，信徒身穿粗制棉布白袍，持长矛弯刀，组成充满宗教狂热的军队，此后两年间，埃及政府派遣三支西式装备远征军征讨，均被消灭，每逢胜利，马赫迪队伍便壮大一倍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身材高大、肩膀宽阔的苦行僧就是安拉派来的救世主。

就在苏丹运动风起云涌时,埃及也爆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暴动，军官阿拉比（Ahmed Arabi）发动兵变，企图驱逐土耳其苏丹任命的政府，建立民族政权，腐败政府不堪一击，关键时刻英国派沃斯利将军（Lord Wolseley，即当年参与火烧圆明园的沃斯利中校）率军于1882年9月进占开罗，镇压阿拉比，扶持政府复辟，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航线对英国战略意义重大，绝不能容忍桀骜不驯的民族政权控制埃及，不过海外驻军开销巨大，英国本不打算久留，待傀儡政府稳住局面即撤，但苏伊士运河的战略地位让英国欲罢不能，英军在埃及一驻74年，直到1956年才全部撤出。

埃及政府刚渡危机,便着手解决苏丹问题，任命英国军官希克斯（William Hicks）为远征军司令，率一万刚参与兵变的埃及部队镇压马赫迪运动，结果希克斯远征军在中科尔多凡地区遭遇四万马赫迪军队伏击，全军覆没，消息传来，英国政府正视苏丹局势，首相格拉斯通领导的自由党内阁介入埃及事务已相当勉强，而苏丹对英国并无战略价值，内阁经讨论，决定要求埃及放弃苏丹，然而此决议执行难度极大：数万埃及军政官员及其家属散布尼罗河沿线据点，而马赫迪军已控制大部分地区，兵锋正盛。

英国媒体对苏丹问题高度关注,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报刊大肆丑化马赫迪运动，要求政府出兵消灭这“邪恶危险组织”，拥护执政党的报纸则担心撤退因缺乏领导而流产，导致人道灾难，无论哪派媒体，都认为苏丹急需强有力领导，而前任总督戈登是当仁不让人选。

戈登自离开苏丹后在世界各地奔波,1880年夏中国之行后，他前往南非处理土著事务，戈登无论何处都不改直言风格，曾公开批评英国爱尔兰政策，支持爱尔兰自治，因而触怒政府，1882年晋升少将，离开南非后，戈登赋闲一年多，前往巴勒斯坦沉浸于圣经历史研究，写了两千多页手稿，1883年底，他接比利时国王公函，受邀出任刚果总督，于是返回英国筹备非洲之行。

1884年1月,戈登回到英国，意外发现自己再度炙手可热，各大媒体异口同声为其造势，几天后，老友沃斯利代表国防部与他晤面，请其再次出任苏丹总督，这堪称英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、丧失判断力的典型案例：戈登是斗士、冒险家、理想主义者，以桀骜不驯、宁折不弯著称，而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却是屈辱撤离，再没有比他更不适合这项工作的人了。

但这意外任命令戈登胸中熄灭已久的热情重燃,近年的怀才不遇令他郁闷，如今价值终获认可，苏丹将是他建立丰功伟绩之地，面见外交大臣格兰维尔（Lord Granville）数小时后，戈登便由副手斯图亚特上校（Colonel Stewart）陪同，来到伦敦车站——格兰维尔已为他们买好去南安普顿港的车票，戈登上车后，沃斯利匆匆赶来，从车窗塞进一个皮包，里面是几个朋友凑的二百英镑路费，火车汽笛声中渐渐驶离站台，戈登向送行亲友挥手道别，就此一去不复返。

拯救戈登

戈登临行前很清楚职责——组织埃及公职人员撤离，抵达开罗后，他会见被软禁于此的苏丹豪强佐拜尔，两人推心置腹长谈，尽管佐拜尔是戈登死敌、最大奴隶贩子，且二人有杀子之仇（苏莱曼兵败后被戈登副手处决），但通过交谈，戈登开始坚信佐拜尔代表苏丹未来，此刻他心中充满对苏丹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，竟将任务抛到九霄云外。

乘船沿尼罗河前往喀土穆途中,戈登的电报如雪片飞抵英国驻埃及公使巴林爵士（Sir Evelyn Baring）案头，电报中，戈登坦白解决危机的打算：让佐拜尔以副总督身份到喀土穆协助自己，借其号召力分化瓦解马赫迪阵营，因苏丹政府和佐拜尔都无足够武装，戈登认为英国应派兵“粉碎”马赫迪运动；未来苏丹应由佐拜尔领导，英国幕后指挥，如阿富汗一般，恰在此时，马赫迪军攻占红海岸苏阿金港（Suakin），威胁英国红海航线，驻埃英军即刻派格兰姆将军（Sir Gerald Graham）反攻，两度击败马赫迪军，戈登认为这支部队应乘胜追击，一举剿灭马赫迪运动。

英国政府干脆拒绝戈登建议,佐拜尔是最大奴隶贩子，出于道义不可能支持；格兰姆部队收复苏阿金后立即撤回埃及，不久，英国放弃苏丹计划公布，观望中的各部落首领彻底绝望，全部投靠马赫迪，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，仅一个月后，马赫迪军便完成合围，戈登只在合围前将城中妇孺抢运至埃及，巴林3月24日致电外交大臣格兰维尔，认定撤离计划已流产，当前问题是如何将戈登及其助手安全带出喀土穆。

戈登被困消息传回英国,公众高度关注，4月，通往喀土穆的电报线被切断，戈登与外界失联，最先担忧的是维多利亚女王，她于3月25日致电国防大臣哈廷顿爵士（Lord Hartington）：“这真是骇人，戈登将军面临危险，你一定要解救他……你肩负了艰巨的任务。”女王电报反映公众情绪：各大报纸充斥着讨论戈登安危的社论和读者来信；朋友们设援助基金，认捐踊跃，5月初，担忧达顶点，各界集会呼吁政府行动，两个月前，政府尚能屈从舆论起用戈登，如今内阁却出奇固执，顶住压力拒不发兵，显然有一股强大力量在左右苏丹政策，令政府坚定不移执行既定方针，完全无视民意，这股力量来自首相格拉斯通。

75岁的格拉斯通正处事业顶峰,他曾是保守党新星，后蜕变为自由党顶梁柱，此时他寂寞无敌，政坛对手如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（Benjamin Disraeli）皆已离世，他享受全民景仰，被媒体敬畏地称为“伟大的老人”，撇开其城府机心，格拉斯通和戈登一样具有单纯信念与百折不挠精神，1879年大选时，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通的主张之一就是不搞帝国主义道路；执政后多次表示“埃及应由埃及人治理”，反对英国接管，起初他极勉强同意起用戈登，戈登一到苏丹，英国政策开始偏移，渐向征服苏丹和吞并埃及滑行，格拉斯通痛下决心，定要悬崖勒马，在公众眼里，出兵无非使英雄得救，但格拉斯通却看到“旷日持久战乱，成千上万人牺牲，军事占领的残暴，和一个民族的奴役”。

1884年5月,反对党在议会提案敦促政府发兵援救，他们认为戈登命运与大英帝国名声紧密相连，格拉斯通反诘：“出兵苏丹，是对争取自由的民族的征服战争……他们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斗争是正义的。”他表示，若戈登确实危险，政府责无旁贷出兵；但喀土穆虽陆路断绝、水道仍通，戈登随时可乘汽船撤离，他陷于险地完全自愿。

戈登最后发给巴林的几封电报证实了格拉斯通的判断,戈登告诉他，既然政府拒绝出兵或派佐拜尔协助，他只能自作主张。“你们最终会被迫前来消灭马赫迪，”戈登认为政府若一意孤行，将蒙受“洗刷不掉的耻辱”，电报被各大报刊登，格拉斯通在乡村俱乐部读报时看到这些内容，在场者回忆：“格拉斯通拿起报纸，目光停留在戈登电文上，读着读着，脸僵硬苍白，眼里喷射怒火，仿佛要将报纸点着——这种神情只有在议会辩论中勃然大怒时我才见过——仿佛戈登言语灼伤他灵魂，激起怒火万丈，他面色惨白、一言不发，呆坐片刻后起身离去，那天再未露面。”

事情清楚：戈登试图将武装干涉政策强加于政府，认为只要坚守喀土穆够久，就能迫使政府出兵剿灭马赫迪，洞悉其心理的格拉斯通如被激怒的雄狮，戈登以性命要挟政府，不仅蔑视他治国理念，更挑战个人权威，格拉斯通横下心，不理会媒体指责，坚决拒兵，喀土穆被围后，四个月政府无动于衷，事到如今，能打破僵局的只有国防大臣哈廷顿。

哈廷顿是自由党二号人物,代表贵族势力，他为人朴实诚恳、公正无私，堪称上流社会典范，自女王嘱咐他尽力营救戈登后，他一直强烈主张出兵，但哈廷顿毫无心机，理解力迟钝、行动缓慢，被格拉斯通闪烁其词迷惑，未领会真正意图，6月初，他还致电外交大臣询问政府何时出兵，格拉斯通意图昭然若揭后，哈廷顿又等近两个月才迈出关键一步，7月30日，他告知格拉斯通，若政府不立刻出兵便辞职，格拉斯通深知哈廷顿分量——其辞职意味着政府垮台，8月5日，格拉斯通终于同意出兵，议会很快拨下30万英镑军费，26日，沃斯利被任命为远征军统帅，9月9日，他抵达埃及，开始备战。

死得其所

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,惊惶失措的居民夹道欢迎，如迎救世主，戈登却未着手撤退，而是暂停征税、减免债务、废除酷刑，甚至宣布奴隶贸易合法化——这些争取人心的做法表明他坚守苏丹的决心。

随后他考察防务,疏散妇孺后，喀土穆仍有四万人口和八千埃及守军，存粮充裕可撑半年，最令他喜出望外的是八艘小汽船，改装成炮艇后可控制尼罗河航道，5月初，北方重镇柏柏尔（Berber）陷落，喀土穆成孤岛，戈登咬紧牙关固守待援，全身心投入修筑工事、埋设地雷、铺设铁丝网，作为工兵出身的将领，他严格比照英军条令规划监督工程，因政府近于破产，他以自己的名义印钞票给官兵按时发饷，保证英国政府将如数兑现；还制定嘉奖制，定期授勋，鼓舞士气，喀土穆城防大大加强，马赫迪将领只得放弃强攻，改为长期围困。

一月、三月过去，援军始终未至，戈登在总督府房顶架望远镜，每天花数小时眺望北方，北方地平线却始终笼罩迷雾，一天，他收到马赫迪亲笔信和一个包裹，内有一套苦行僧白袍，马赫迪劝戈登皈依伊斯兰、穿白袍出城投奔真主，戈登当众将白袍扔地践踏，一言不发，独自爬上房顶，机械地将望远镜转向北方继续眺望。

进入9月尼罗河泛滥,水位上升，戈登汽船得以渡过浅滩开至埃及，他打算借此机会向政府进一步表达立场，便将几大箱文件（包括围城日记、呼吁信）装上汽船“阿巴斯”号，临行前，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图亚特都表示想随船离开，戈登爽快答应。“阿巴斯”号离开后不幸触礁沉没，船员逃到岸上，被当地部落首领全部杀死向马赫迪请赏。

戈登拒绝乘船撤离,再次证实格拉斯通判断，他一直有机会离开，却选择和喀土穆共存亡，巴林在备忘录中指出，戈登此时职责是设法撤离；若执意留下，则政府将被迫出兵，消耗人力物力；若离开，四万居民不过沦为马赫迪阶下囚，但柏柏尔陷落后惨遭屠城，喀土穆或将重蹈覆辙，作为总督，戈登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负有不可推卸责任，以他强梁性格，临阵脱逃完全不可接受。

英法公使和斯图亚特离去后,戈登更孤独，每天花大量时间写围城日记，这些幸存的珍贵手稿记录了三百多天绝望等待中的心理历程，他在日记重申原则：“我庄严宣告，在喀土穆每一个愿意撤离的居民安全撤离前，在有效政府建立前，我不会离开苏丹；因此我不会遵从任何让我撤离的命令，愿冒一切风险，与城共存亡。”这是赤裸裸的抗命，但戈登生来不顺从，他自嘲道：“我绝不会雇佣像我这样的人，我是不可救药的。”

随时间推移,他起初信念也动摇，他估计城中四万居民至少三分之二愿投靠马赫迪，“埃及官员无能，士兵怯懦，”他沮丧发现，“为他们牺牲真不值得。”他的尊敬都留给